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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全面小康的质量是否高、成色是否足，取决于“贫中之贫、难中之难”。
作为贫困县数量全国第一、贫困人口全国第二的省份，云南脱贫攻坚的质量，关系着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云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关系着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这是一道“减法题”，艰苦卓绝——不仅要让识别出的187万户750多万名建档立卡群众摆脱贫困，还要让88个贫困县摘帽、4277个贫困村出列；
这是一道“加法题”，涅槃重生——不仅要让贫困群众收入增加，还要让同胞们有医看、有学上、有安全饮水等，有幸福的生活，有发展的动力。
几年来，云南省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集结力量，聚合资源，向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发起总攻，截至6月底，全省剩余贫困人、贫困村、贫困县均达到退出标准，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态势已定，目标可期。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云南交出了一份高质量脱贫攻坚的时代答卷。
“歼灭战”，向最后的堡垒
行百里半九十。脱贫攻坚战越到最后，越须臾不能懈怠。
今年以来，云南先后启动“挂牌督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百日总攻”等扶贫专项行动，实施全员大作战，“狭路亮剑”聚焦问题清零销号，坚决拿下脱贫攻坚的“娄山关”“腊子口”。
“既广又难”的文山州广南县是全省9个未脱贫县之一。3月中旬云南省全面启动“百日总攻”行动后，广南县闻令而动，全县167支驻村工作队、167位第一书记、723名工作队员和乡村干部全部下沉一线，“扶贫路难免有辛苦劳碌，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怕艰苦……”的《脱贫铁军之歌》响彻村村寨寨。
距离“百日总攻”行动结束还有10天时，在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曲靖市会泽县，最后一批302户随迁户在县城易地扶贫安置点抽签选房。至此，81257名搬迁群众全部实现入住。
“三区三州”之一的怒江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上甘岭”。到2019年末，怒江州累计脱贫22.35万人，贫困发生率从56.24%下降到10.09%。但任务依然艰巨，全省剩余的9个未脱贫县中，怒江州就占了3个。
红旗半卷出辕门。今年2月，怒江州兰坪县还下着雪，云南省扶贫办副主任施榆兵就带着督战小分队，自己开着车、拿着地图、带着贫困花名册进村走访。“我们不是简单发指令，而是通过现场督战，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施榆兵说。
在脱贫攻坚“五个一批”中，云南完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挪穷窝换穷业行动”，实施了99.6万贫困人口、50万非贫困人口易地搬迁工作。其中，怒江州有近10万贫困群众列入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世居深山，故土难离；虽住新房，能否习惯？这些心结，挡住群众下山的脚步。到今年2月份，怒江州仍有20%的贫困人口没有搬迁。
心结还需心解。在“百日总攻”行动中，怒江州组建29支背包工作队，1400多名工作队员背包上山、吃住在组，院坝座谈、火塘夜话，让群众从最初的“闻迁色变”，到算清经济账、健康账、生活账后愿意下山。
经过100多天连续奋战，今年5月30日，怒江州易地扶贫搬迁分房率、入住率均达到100%，全州五分之一的人口，10万贫困群众搬迁下山，为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告别绝对贫困：“香巴拉并不遥远”
“香巴拉并不遥远，它就是我们的家乡……”走在夏日的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独克宗古城，风马旗猎猎招展，歌声在街巷流淌。“香巴拉”意为“心中的日月”，象征美好与理想的生活方式。
对于世居于此的各族群众来讲，精准脱贫攻坚赋予“香巴拉”新的时代涵义——“小康生活”。
在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藏族姑娘格茸卓玛飞上蓝天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成为村民教育儿女的好榜样。
为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迪庆州落实国家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努力增加农牧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家住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的格茸卓玛是受益者之一。2014年，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西藏大学。因负担重、收入少，2015年她家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读书期间，驻村扶贫的东航云南公司干部主动为格茸卓玛提供了大学期间的免费机票，让求学之路变得不再遥远。2018年，她从西藏大学毕业，在东航扶贫干部的帮助以及自身努力下，入职成为一名东航云南公司的空中乘务员。在以前，这是她和家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卓玛是藏族姑娘常用的名字，意为“女神”。但格茸卓玛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没有党和政府对我们贫困户的精准帮扶，我这个‘卓玛’就有点名不副实了。所以，党和政府才是我们藏家人真正的幸运女神。”
格茸卓玛因精准扶贫而翱翔蓝天，家乡迪庆则实现整州脱贫。今年6月，迪庆州委书记王以志宣布，迪庆州贫困发生率由24.95%下降到0.53%，147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在奋斗者的新时代，人人都是追梦人
在地处滇黔桂石漠化片区的文山州西畴县，64岁的“山乡网红”李华明和乡邻不甘现状，正忙着养乌骨鸡、搞生猪代养，踏上了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作为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获得者，李华明的成名是一条一公里多的水泥路。
2003年，身为共产党员、村民小组组长的李华明带着15户村民，自筹修路资金，用双手和铁锤、铁锹向悬崖峭壁“宣战”。用了10余年时间修通了最后一公里的进村路。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像李华明这样战贫斗困的“现代愚公”，在这片土地上比比皆是，还形成一个发展“不等式”：政府投入十来万元，群众跟着投工投劳、捐款凑钱，能干出几十万元的事。目前，西畴县的乡村公路有3000多公里，是全省平均公路密度的三倍以上。
确保成色与质量：“不问多少，只问真假”
研究证实，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能减少贫困现象，但这项理论正面临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同样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为何只有中国显著、持久地降低了贫困发生率并将全民告别绝对贫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贫困人口从9899万人减到去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降至0.6%。其中，2016年以来云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累计有511.84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去年底的1.32%。
要理解这个奇迹何以造就，须从中国脱贫攻坚的精准方略中寻找答案。2015年，“六个精准”成为向贫困宣战的“精确制导武器”，云南也将其细化为“六清六定”工作法。
在识别过程中，如何体现精准？曾深入昆明、玉溪等地调研的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制度比较教研室教授向春玲带来了基层实践的答案。
向春玲介绍，经过农户申请、自下而上的民主评议、公示、政府再确定审批，评出的贫困户基本被村民认可，“还可以通过‘回头看’的举措，纠正可能会出现的错误。同时，还要严把贫困退出关，反对数字脱贫和形式主义，做到真脱贫。”
不仅是识别、退出精准，从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到脱贫成效，“精准”二字贯穿脱贫攻坚始终。
针对因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致贫问题，普洱市镇沅县成立深度贫困人口培训中心，已为2000多名存在“等靠要”思想严重、缺乏技能等问题的贫困群众送去了技能和信心。
怒江之困，困在交通。挂联帮扶的中国交建集团因需施策，出资2.5亿元援建中交怒江州连心桥和福贡县木尼玛大桥，帮助怒江打造通省达边大通道。
精准务实意味着直面问题、担当作为。“越穷越不愿读书，越不读书越穷”，教育水平低、人均受教育年限少一直是云南发展的瓶颈。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且一度存在片面追求“零辍学”的考评导向，云南适龄儿童失学、辍学数量一直难以准确掌握。
面对日益迫近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要求，云南省以“实事求是”精神彻底开展排查，“不问多少，只问真假”，共清理出1.6万多名失学、辍学儿童并劝返回校，提升了义务教育水平，保证了脱贫攻坚成色。
终局已至。7月下旬，涉及云南79个摘帽县和4个非贫困县的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将正式启动第一批现场登记。当下，云南正在进行交卷前的最后检查，对照清单逐项整改、逐一销号，干净接受国家普查。
“山风”见“海浪” 协作拔穷根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村第一次有了路灯，整个村子灯火辉煌，第一个晚上还不习惯，睡不着觉！”提起村里的变化，大理州南涧县拥翠乡龙凤村大平掌村民小组村民杨政齐说。
一句“不习惯”，折射出龙凤村变化之大、变化之快。2018年，龙凤村沪滇扶贫协作项目总投资1100万元，其中产业发展项目300万元、功能提升项目800万元，成为沪滇扶贫协作的缩影。
上海和云南的情谊源远流长、根深叶茂。1996年9月，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24年来，上海始终高度重视，把助推云南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
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第十一批援滇干部联络组组长罗晓平介绍，2016年以来，沪滇扶贫协作全面提速，不断拓展结对区域，增派援滇干部，增加援助资金。其中，援滇干部从15人增加到166人，援助资金从3.36亿元增长到34.8亿元。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一条珠江，把彩云之南与广东紧密联系在一起。2016年8月，珠海市与怒江州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
“怒江所需，珠海所能”。聚焦怒江实际，珠海累计投入怒江帮扶资金8.94亿元，重点支持400多个帮扶项目，带动建档立卡贫困群众2.1万人脱贫。
脱贫必强体，两地医院结对16对，珠海派驻116名医疗人员到怒江支医，组织医学专家下乡义诊70余场，完成了冠脉造影手术等多项“怒江首例”，推广新技术124项，完成2.44万人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珠海医生”蜚声怒江。
昭通市是全国贫困面最广、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东莞与昭通相隔千里，一个是地处祖国边疆的西部贫困地区，一个是号称“世界工厂”的制造业重镇，2016年9月以来，东西部扶贫协作把两地紧密相连。
“以前家里有老人，有小娃娃，根本出不去打工，现在在家门口工作，工资高，又能照顾家庭，真的太感谢国家的好政策了。”去年底从高寒山区搬迁至昭通市昭阳区城郊安置点的张天荣一家，经送岗上门，他在家门口的讯尔电子科技公司实现了就业，月收入增至3000元。
讯尔电子科技公司是来自东莞的扶贫企业之一。对口帮扶昭通3年多来，东莞将产业合作扶贫作为对口帮扶的重中之重，3年来共为昭通引进企业项目131个，实际投资19.13亿元，1.5万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从中受益。
干部在“脱皮”中新生
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叠加疫情影响，为了“一个都不能少”，云南严格落实“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五级书记抓扶贫”责任制，4.47万名驻村第一书记、17.97万名驻村干部奋战在战贫斗困第一线。
在脱贫攻坚期内，为确保扶贫过程的连续性，云南贫困县乡镇党政正职、分管领导原则上不调整岗位，“不脱贫、不换人”。
从2018年底意外“走红”至今，“80后白发书记”李忠凯和当地干部依旧忙碌在楚雄州大姚县湾碧乡脱贫攻坚一线，并给他们为之白头的山乡交出答卷——截至2019年底，全乡12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1625户6399人脱贫退出，贫困发生率降到0.45%。
有作为就有前途。云南出台《关于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考察识别干部的意见》，仅2019年全省就提拔使用了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工作实绩突出的干部5640名，涌现出一大批扎根基层、苦干实干的好干部。
不久前，李忠凯的搭档、原湾碧乡乡长车宜刚，也提拔为大姚县昙华乡党委书记。“我们改变不了头发变白，但能改变这里的贫穷。”他们异口同声。
昭通市镇雄县是目前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县，脱贫任务艰巨。云南省委下派了50名干部来到昭通市开展扶贫工作，计丕彦便是其中之一。
进驻镇雄县泼机镇老包寨村不到一周，他就顶着压力向低保乱象开刀，彻底整治低保工作中人情保、政策保、村组干部待遇保等问题。
“我牵头村两委研究决定停止36户91人的低保，列出名单及取消原因，把名额让给真正困难的人。群众心服口服，不再纠缠、告状。”计丕彦说。
各级党员干部把贫困户当家人，把扶贫事当家事，任劳任怨、攻坚克难。一些干部牺牲在扶贫路上，身影镌刻在山川河流间。
皑皑碧罗雪山，巍巍高黎贡山。群峰交错之间，汹涌的怒江卷起千层浪。
今年5月30日，贡山县宣布脱贫摘帽，但贡山县政府办主任王新华没能见到乡亲们脸上幸福的笑容，也永远无法品尝到脱贫的甘甜。一个多月前，他倒在了脱贫攻坚的路上，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1岁。
仅2016年以来，云南就有109名干部为扶贫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用守初心、担使命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忠于人民的承诺，锻造了红土高原上的精神丰碑。
为全面小康，他们为何如此甘洒热血、义无反顾？
“用心、用情、用力”，翻开王新华的红色笔记本，似乎一切都有了答案。
春风先到彩云南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一道道考题、一个个难关，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在贫困治理中的巨大优越性，证明中国共产党忠于人民、践行承诺的决心坚如磐石。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云南主动出击，超常施策，答好统筹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加试题”，优先帮助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目前全省外出务工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达290.83万人。
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有效指标。2000年以前，云南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长期保持在59%以上。2013年以来，云南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迅速下降，2018年降至29.47%，云南城镇居民为27.03%。
“这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非常明显，农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快速提升。”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晓未说。
卸掉贫困包袱“轻装上阵”，云南经济总量由2015年的全国第23位提升至去年的第18位，脱贫攻坚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这从税收数据中也可见一斑：88个贫困县的与脱贫发展密切联系的各项事业大幅发展，“两不愁、三保障”能力大幅加强。
“在消费方面，88个贫困县批发零售业2019年开票金额达1375.56亿元，较2016年开票金额增加79.7%，比全省同期增幅高20.22个百分点。消费规模的提升，体现出贫困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云南省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处长马晓颖分析。
相约2020年，云岭大地撕掉了千百年来的贫困标签。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扶贫办主任黄云波介绍，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已有9个实现整族脱贫，怒族和傈僳族也将在今年脱贫。全省剩余44.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29个贫困村、9个贫困县全部达到脱贫退出标准，可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在怒江州福贡县，彩云深处的穷寨子老姆登村已变身知名旅游打卡地。站在观景台上眺望，江水奔流，远山含黛，散落山间的竹片房、杈杈房被结实、美观的农村新居取代。
这些年来，在“怒族能人”郁伍林带领下，当地村民们守着绿水青山，开客栈、办农家乐、种高山茶，从背着锄头“看天吃饭”，摇身一变端起了旅游业“金饭碗”。
驱走贫困、换来美丽，老姆登浓缩了云岭大地的变迁。云南省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在如期保质打赢脱贫攻坚这场历史性决战后，云南省情中的“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中的“贫困”二字将彻底消失，“美丽”将成为新“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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